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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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3页）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

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

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

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

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

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

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

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

【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

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

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

历史家可为佐证也。

】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

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

革命得不偿失。

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

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

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

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

‘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

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

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

‘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

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

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

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