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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债和杠杆效益,可以使货币管理机构有个很强大的工具。
银行的利率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样榜样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决屯钱导致的危机。
比如,皇家赞助的简单农具和肥料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然后朝廷通过司农寺,把几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驱动的播种机,割草机等的农具,免息贷款或者补贴价格出售给农民。
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垦,以及更多水利设施的修建,能够耕种的土地变多了。
如果还是使用原始农具,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
而且体力成为限制农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身体强壮的人,能赚更多的钱;妇女和体弱者,则会远远不如。
如果某个地区的生产水平提高,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会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贫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李治可就不愿意了。
这个援助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项目,到后世是一直存在的。
执行机构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致力于人类发展的组织,还有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基金会这些土豪。
比尔盖茨每年有几次全球科技挑战大赛,主要的项目就是用于非洲低发展地区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
巴菲特的项目更多的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际啊),给她们医疗,教育和照顾小孩方面更多的帮助。
在中国虽然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如果是农业有关的高校,每年都会有一点经费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历史上欧洲比中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离草原上的野蛮部落更远,天气和自然环境更加优越。
在农业技术上也十分先进。
欧洲的农业在查理曼(800ac)时就开始了轮作制。
而中国在宋朝江南地区才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制度。
而近现代的欧洲则把农业技术提高到一个接近极限的地步。
不仅对土壤的管理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更是在水土技术和机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说美国的农业有地形的天然优势,靠尺度和功率取胜的话,德国莱茵河谷地区的葡萄园可以让抱怨地形复杂的中国人无言以对。
他们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进行机械化作业……这样的坡地,失去水土后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体滑脱之类的灾难。
但是德国人生生的靠挖排水,护墙,加上葡萄藤和牧草的轮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产一百年。
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观看德国农民开着专门的大扭矩的拖拉机一行行的锄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就是挂在山腰上,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正是近代中国在土地经济上走了太多的弯路,李治不能让这一幕再次发生——哪怕是在八字还没一瞥的唐代。
这个时候还不是土地短缺的时代。
有眼光的比如德国的杜能,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假设了一个独立存在广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价值联系到与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预言了将来的发展。
而没眼光的比如马克思,则短视的把土地的价值牢牢的拴在粮食生产上。
他显然只是看到了德国,无论是地广人稀的苏联,还是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根本不会形成这样的经济系统。
他更没有料到的是,所谓的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