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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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第3页）

换言之，她认为，假使一个人没有见义勇为、没有为了集体利益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是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的。

在政治层面，安·兰德力挺个人权利。

她认为社会必须基于人的自由——人的思想自由，人的个人发展自由，人的人际关系自由，因为只有完全的自由才符合一个理性的人的社会判断。

人的权利最基本的要素是生存的权利，故人不能为他人牺牲生命，这样等同于放弃理性。

人也必须具有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因为财产是人的存在带来的产物，根据理性，人们理应拥有财产，并且理应自由交易财产。

安·兰德根据这一点，认为只有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才符合人的需要，任何所谓混合式的经济都或多或少引入了中央集权，扼杀了人的自由。

可以想见，安·兰德的哲学一经提出，在美国立刻引起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唇枪舌剑，安·兰德也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众哲学家。

这意味着她是一部分人的偶像和女神，也被另一些人嗤之以鼻。

尤其是在冷战的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美国掀起恐慌，美、苏的两种意识形态进入决战。

起初，安·兰德几乎把美国精神从濒死边缘挽救了回来，客观主义也跃升成为宗教信仰被信众盲目崇拜。

这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年代自不必说，但是无论是大众还是权威，总有大部分人对安·兰德是抵触的。

她的思想，无论对东方的价值观，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对西方提倡的普世价值观，都是巨大的冲击。

很多人认为安·兰德的思想过于极端、夸大，无法应用于现实社会。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安·兰德对于人的理性和自利的揣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所不愿承认的；她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乌托邦世界，她想象中的集权主义，也在现实中一遍遍重演着；我们每个人，事实上也无法避免的是安·兰德所定义的“人”

。

虽然文学评论家广泛地认为如上的哲学思想开始于《源泉》，但是在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剧本当中，这种哲学思想已经显出了初始的形态。

甚至在安·兰德日后的作品中，有些人物只是这些剧中人物的丰富、放大和升华。

在写作这些剧本时，安·兰德只有三十岁，所以她的思想很有可能来源于她青年时代在沙俄，也即后来的苏联的经历。

从一个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度来到纽约，两个社会的差异在她眼前显露无遗，她不得不为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折服，而她也恰恰是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小姑娘，在好莱坞的丛林里自我奋斗，最后转变成为文坛巨匠、哲学大师，她有理由信仰美国精神、代言美国梦，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写作。

这些剧本在情节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它们分别由一宗谋杀案开始。

平心而论，我讲故事的水平，同安·兰德还是相当有差距的，所以我建议读者直接跟随剧本里的情节发展，我在这里也尽可能少地干扰大家看原文的兴致。

可以说，这三则故事，假若用悬疑剧的眼光去看，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但是如果跟专业的侦探故事相比，一定还会感到失望。

安·兰德毕竟不比柯南道尔，她没有相关的经历，写作的初衷也定不是展现凶案的层层迷雾。

另外，正如安·兰德在《一月十六日夜》的序中所说，这三部剧作的写作风格一定要与现实主义划清界限。

简而言之，故事情节中的事不要放到现实生活中，故事情节中的人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人。

我们习惯了《雷雨》式的话剧，写小人物的生活，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舞台上的一颦一笑都是真实的，人物的性格以最贴近生活为好。

安·兰德的剧作中也有人物，只是他们的出场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他们性格之外的内涵。

这样的创作意图的结果就是，人物有时会脸谱化，对话有时会比日常生活要来得严肃和有哲理。

这并不是说，安·兰德的作品是完全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安·兰德的创作也是来源于对当时时代的思考，但是她没有唏嘘当代，没有针砭时弊，而是在她的笔下创造出了一个简化的世界，来承载她的哲学。

人物是傀儡而已，故事是载体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写出来是为了影射讽刺，也没有任何一个情节写出来是为了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