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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第1页）

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与鲁迅等人几乎完全一致。

胡适早年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深受梁启超影响。

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说》。”

所以青年时代他谈到国民性时，其语调与梁启超、鲁迅并无二致。

他说，“无论帝制也罢，共和也罢，没有这个必须的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

然而，胡适很快意识到“国民性决定论”

存在重大问题：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

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从晚清开始，执政者就一再以“没驾照”

为由，拒绝民众登上民主政治这辆新式汽车：慈禧以民智未开为由拖延立宪，袁世凯以民心思旧为由恢复帝制，吴佩孚更说，因为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

，所以中国只能沿用老路，继续独裁。

随着对制度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胡适的思路发生了转折。

他开始由“国民性决定论”

转向“制度先行”

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性”

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新国民。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为民主政治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启蒙和教育的过程。

这种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有效。

就好比跳进水里学习，比坐在岸上读游泳手册有效得多；坐上汽车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车结构与原理》有用得多。

胡适说，“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

，他说：“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

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

他还说：“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

这一思路转变，显然与他长期的欧美生活经验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

胡适回忆他对美国政治运作的感受时说：“我在1912和1916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

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

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

胡适故意选了几个看起来“素质不高”

的人：“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

胡适说：“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

因此胡适称民主为一种“幼稚园政治”

，说民主政治“没有多大玄妙”

，不过是如同学下棋一样，教人们遵守民主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

因此，民主政治并不见得要把每个人都训练合格后开始：“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

针对那些倾向专制的独夫民贼拿“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