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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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3页）

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

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

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

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

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

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

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

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

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

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

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础’，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

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

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

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

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

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

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

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

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

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

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础’。

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

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

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

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

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

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

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

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