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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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2页）

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

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

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

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

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

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

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

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

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

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

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

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

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

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

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

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

事实上，也无法可依。

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

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

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

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

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

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

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

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

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

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

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