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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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

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

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

──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

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

…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

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

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

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

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

…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

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

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

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

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

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

──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

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

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

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

──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

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

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

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

──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

…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

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