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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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4页）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

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

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

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新泽西州）

中山要做独裁党魁　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

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

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

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

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

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

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

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

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

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

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

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

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

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

【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

此篇从略。

】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

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

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

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