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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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地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

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

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

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

不久，继光底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

，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

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

居正底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

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

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

居正上《论边事疏》：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

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彼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

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

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

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

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

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

（奏疏四《论边事疏》）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

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

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

这是所谓“三途并用”

。

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土出身的官员，特别蒙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

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是考进土，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

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

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

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

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

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

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

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

（《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贾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

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