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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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4页）

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

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

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

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

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

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

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

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

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

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

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

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

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

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

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

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

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

这个字都不能提。

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

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

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

，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

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

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

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

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