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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作为开端,任何其他措施几乎都比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得好些。
他列举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制造核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等。
总统回答说,在裁军谈判拖延时日,得不出结果时。
六七个其他国家却在发展核武器,与此相比,俄国所说的对间谍活动的担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并敦促赫鲁晓夫跨出这第一步。
主席说,显然你非常了解中国人,但是我也十分了解他们。
总统回击说,你可能会变得更了解他们的。
赫鲁晓夫最后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们了。
最严峻的会谈是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
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饶舌好战,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让。
正是会谈的这一阶段使总统头脑最为清醒。
他后来说,“我离开时并没有感到……一种谅解……——使我们不至于越过边沿……——将是容易达成的。”
他对不止一个新闻记者叙述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让的决心。
如果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一番话算数的话,那么眼下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是非常现实的——因为肯尼迪所讲的话也是算数的。
赫鲁晓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陈旧的神话不放——如检查就相当于搞间谍活动,西德是危险的策源地,美国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这也使总统感到失去信心。
对于同样的词——战争。
和平、民主以及公众意愿——苏联人和我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对是与非,对什么是内政和什么是侵略,尤其是对世界的现状及其趋势,我们的看法也都截然不同。
为了对付在柏林问题上可能爆发的一场核战争(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对此进行准备了),他希望记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一直反对的那种自满情绪会继续得到宽容,或者有什么毫不费劲的魔术可以使苏联的攻势改变方向。
他希望老是纠缠在他的外援和有关计划上的国会觉醒过来,支持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在维也纳表面上的热诚看作是一种新的“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
或是“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
。
但是他对新闻报道可能“卡得太紧”
,他私下向新闻界发表的情况介绍又是那么悲观,而赫鲁晓夫在公众场合却显得那么高兴,因此不久就传说维也纳是一次蒙受创伤和挫折的经历,赫鲁晓夫对总统又是欺侮又是威吓,而肯尼迪则垂头丧气、失去信心。
事实上,象好几个记者访问了赫鲁晓夫后的报道中所说的,苏联主席发现肯尼迪“坚韧不拔”
,尤其在柏林问题上。
他私下很喜欢总统的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过他说艾森豪威尔更通情达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较容易与之相处。
实际的结果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谈不上胜利或失败,高兴或沮丧。
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对方的弱点,可是全都没有探索出来。
赫鲁晓夫并没有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动摇,而肯尼迪本来也没有指望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