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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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

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

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

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

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

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其实哪里是一瞬间。

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埃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

迫害致死的朋友。

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

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

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

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

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

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

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

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

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

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

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

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

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

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