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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叫道。
“我们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多也不少。
就象吃的一样。”
“好,但是剩余的钱怎么安排?在我们开始售画以后?赢利归谁所有?”
“没有人可以拿,”
文森特说,“我们一有钱多余下来,就在布列塔尼开放一幢房子。
然后在普罗旺斯再开放下幢。
很快我们就将在全国各地都有房子,可以从一个地方旅游到另一个地方。”
“火车票费怎么算?是不是从赢利中抽取呢?”
“对,我们能旅游多少地方呢?由谁来决定?”
“如果在最好的季节里,房子里的画家挤得太多,怎么办?谁让出来呢,请告诉我。”
“奉奥,泰奥,你是这个事业的老板。
把一切都给我们讲讲吧。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会员人数有限制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某一种体系画画呢?房子里有模特儿吗?”
会议在黎明时结束。
楼下的邻居用扫帚柄不断地敲击天花板,累得精疲力尽。
泰奥在四点左右去睡觉,但是,文森特、唐居伊老爹和几个热心人围住他的床,催他在月初就给古皮尔公司递呈辞职书。
兴奋状态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进入了高潮。
巴黎的艺术界分成两大阵营。
已被公认的画家们议论那些发疯的人和几·高兄弟。
其余的人无休无止地议论这一新试验。
文森特发疯似地日日夜夜又讲又干。
有成千上万的细节要解决:怎样凑钱,店开在哪里,如何定价,什么人可以参加,谁来管理乡下的房子,怎么管理等等。
泰奥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这热病般的兴奋状态之中。
勒皮克路的公寓里日日夜夜挤满着人。
新闻记者跑来采访。
艺术批评家跑来讨论这新运动。
全法国的画家都回到巴黎来参加这一组织。
如果泰奥是国王,那末文森特是敕定的组织者。
他制订数不尽的财政计划、组织方案、预算和募捐办法,草拟规章制度,准备登报的宣言,撰写向全欧洲宣传共产主义艺术村的小册子。
他忙得把画画忘记干净。
近三千法郎流入了这组织的保险箱。
画家捐献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后一个法郎。
一个街头展览会在克利希林荫道开幕,每个人叫卖着自己的画。
全欧洲都有信件寄来,有时候还附奇肮脏的、揉皱的法郎纸币。
巴黎的艺术爱好者来到公寓,被这一新运动的热情所感染,离去的时候,在一只开着的盒子里丢钞票。
文森特是秘书兼司库。
泰奥坚持非有五千法郎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