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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方法对音乐美学研究的启示（第2页）

的思辨模式之上形成与演变的。

现代西方音乐美学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美学流派，但仔细辨析其核心思想倾向和主导研究方法，这些纷繁的美学流派大体可归人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

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两大阵营。

直觉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美学可归人人本主义思潮，其共同特征是反对理性决定审美和艺术的理论，突出主体尤其是审美主体的情感、想象、感觉等心理体验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地位，重点研究艺术和审美中的非理性因素；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美学可归人科学主义思潮，其基本特征是反对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研究审美和艺术，强调对具体的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作出实证性归纳分析。

尽管这两大思潮之间在理论和方法取向上形成长期对峙状态，然而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如在研究的出发点上，都反对从概念、理论模式出发的模式，回避甚至拒绝对美的本质等思辨性问题的回答，强调从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出发，对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或回答。

此外，两大思潮之间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渗透和综合的倾向。

当代音乐美学寻求回答或解释有关音乐艺术和审美经验等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为人类学介入音乐艺术和审美问题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

自19世纪末，人类学与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开始了从理性向实证的转向。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完成从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们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标志着现代人类学学科命名仪式的完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开创和奠定的学术范式，人类学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性，才形成了与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学术取向和规范。

这就是从抽象玄思转向实际求证，从“摇椅”

走向“田野”

，放弃既往知识界在“纯思”

的抽象理论天空翱翔的癖好，从而面向琐碎、具体而充满灵动之美的世俗生活，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整体观理念，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这种文化对话和文化相遇，最后以民族志的文化书写方式进行学术表达，以观察一体验一追问一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思想观点或者理论框架的归纳、提炼和构建。

正是如此，从而一旦人类学介入音乐艺术问题及审美经验的研究，实质就意味着它找到了学科理念得以付诸实践的具体路径，能够充分发挥该学科的擅长之处，即对具体文化事项的观察、体验、描述、分析或解释。

人类学对音乐艺术关注的这种取向，若置于整个人文、社科发展思潮中来考察的话，它既符合人本主义美学反对理性至上、从概念出发而回归人和审美主体及其经验的学术取向，又符合科学主义美学反对“形而上”

的理论演绎模式而追求“形而下”

的分析具体音乐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的旨趣。

这种学术取向和旨趣的符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消解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长久以来的对立。

具体而言，人类学对音乐美学、艺术的关注而形成的研究模式，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有效兼容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的学术取向，这两者间的兼容为学科视域的刷新和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音乐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在消化、容纳中国的学术资源时，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系统发生冲突，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之间也具有相斥性。

由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中国的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经验的人类学阐释问题。

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这些都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

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

佳·查·斯皮瓦克1992年发表《论艾柯》一文，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自恋情结已走向极端，建议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

她认为西方文化以喀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变成水仙花，喻指自恋性，与视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则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心理特点，以艾柯（古希腊神话中哈索斯的情人，求爱被拒绝后化为山谷中的回声，喻指恋他性，与听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兼爱、利他、含蓄、流动性等特点，正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体二元划分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妥善地利用中国特有的学术资源，包括典籍中的大传统，也包括长期被忽视的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以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

我们不应仅局限在搜集、整理自身学术资源的水平上，还应当以此为基础，去作出理论阐发，这样才能发展中国的音乐美学，并在世界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音乐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

美学及音乐美学与人类学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

可以这样说，美学在其发育的早期阶段，就与人类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早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已经存在。

人类学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美学运动有很深的联系。

例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文论中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诗歌应当到民俗中、到乡间去寻找已经逝去或模糊的传统，把这些传统找出来，用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诗歌。

他们的观点与人类学观点不谋而合，到乡间去寻找已经消逝的文化传统，正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强调的。

维柯的《新科学》既是一部美学著作，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是美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的著作。

在该书中，维柯提出一个曾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诗是人类的母语。

维柯所讲的诗是广义的诗，在人类早期指神话，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艺术，它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刻交流的媒介，人可以通过诗这种母语，超越种族、阶级、时代的界限进行交流。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美学运动在研究对象上与人类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对原始社会、原始文明（主要是神话）抱巨大的兴趣，都对社会进步后乡村民俗中仍以某种形式保存的远古神话的残留抱有巨大兴趣，这体现了两者有着共同的理念。

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美学与人类学曾处于“热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