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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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唐文标的在关于张爱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方面很是引人注目。

但他研究张爱玲，主要从写实主义的文学批判观点出发，对张爱玲所写的世界多有批评。

《张爱玲杂碎》一书主要从历史背景、张爱玲的小说内容世界以及张对这个世界的建造几个方面，认为张爱玲是在一个没落的环境中写出的没落的景象，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

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这篇论文中，唐文表先是考察了张爱玲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

他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

而40年代的上海租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

那些生活在这个殖民地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信守自己千年不变的旧制度生活，“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他们留辫子、纳妾、抽鸦片、捧优伶、赌博、打麻将、莳花养鸟，悠闲的他们仍在沾恋昔日的荣光。”

对上海租界，唐文标借用张爱玲的话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上海旧家庭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

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它的逃避是向着死亡的。”

在这个走向死亡的世界里，旧式的所有的一切都日益的衰颓，日益的衰微。

而张爱玲则是这些遗产的继承者。

在此基础上，唐文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作家，受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所囿限，他如能反转过来书写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正是他所以成为作家的起点。

然而，他进一步强调，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包含价值判断，作品中道德批评的减少很容易将善恶倒置，影响人类社会的平衡。

“我们不能不诉之作家良心：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什么？究竟写作的目的何在？站在什么立场写？”

他认为不考虑这些基本的问题，随意的写作不仅危害了作家本身的文学，恐怕会对人类没什么利益的。

持着这样一个道德批判的立场，唐文标发现，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死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

就像张爱玲《花凋》里所写的：“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对于张爱玲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唐文标认为带有“趣味主义”

的毒害存在。

是民国初年上海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风遗绪。

这类小说技巧上以趣味为主，题材以人间恶德劣行为对象，这类文学是有害于人性社会的。

由此唐文标提出严肃文学写作的问题。

“严肃文学中应有人性标准，应有道德制裁，应有‘君子爱人以德’的内容。”

据此他批评张爱玲小说（如《金锁记》）里面的人没有成长，没有为“做人”

而挣扎过，作者这样对人物的描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

。

“如果作者要把这个鬼世界与正常世界连在一起，大可以用一些对照的方法，写一二个青年学生，写他们有希望的一面？为什么一定要写的人那么绝望，那么困与小圈子，那么卑劣的在终日盘算？”

针对唐文标的批评，朱西宁在《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读》中予以驳斥。

朱西宁首先指出唐文标一方面批评张爱玲的作品“缺乏时代性和社会性”

，另一方面又封她为“殖民地作家”

的论断是轻率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

他批评唐文标只知“有”

的世界，凡事总要求合理化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少有能领悟超理性的“无”

的世界。

这是不自觉的脱离自己民族文化的道统之故。

“若以那样的理性标准给张爱玲先生的作品定罪与定价，实在是太可怕。”

朱西宁问道：“（这样下来）《诗经》……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中国文学还能剩下多少是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即以《红楼梦》而论，其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第二章　朱西宁、王翟、唐文标的论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