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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正的体认（第1页）

中国传统戏剧早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它太急迫的鞭策改变不了它的基本步履，对它太严厉的斥责也惊动不了它的容貌体态。

究竟怎样才能对中国戏剧作出公正的体认呢？

一、在历史梳理中获得体认

迄止19世纪，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

改写这个纪录的是王国维。

在他之前，梁启超的思考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历史观念。

1905年，梁启超不同意《新民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清代戏剧衰落原因所做的分析，撰写了一段辩正性的文字，显示了他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见识。

《新民丛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清代戏剧不景气，是由于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原是少数民族，“其所长者，在射御技击，其所短者，在政治文学”

，甚至“不知音乐美术为何物”

。

（渊实《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1905年），《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

）梁启超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说，清代满族统治者应与元代蒙古族统治者相仿佛，元代法网也密，为什么元代戏剧却那么繁荣呢？他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清代戏剧衰落的原因：

第一，明清两代用八股文取仕，渐渐地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了八股文的轨道上，而“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相容”

。

他认为，在把科举视作知识分子唯一“荣途”

的中国，文化现象与科举考试的要求紧密相连。

“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及元，遂以词曲承乏”

，每代的取士标准造成每代的艺术风气；

第二，清代学术界形成了程朱理学的学风。

程朱之学兼包儒、墨，提倡正衣冠，尊瞻视，“从坚苦刻厉绝欲节情为教”

，构成了一种非乐精神。

程朱理学在元代影响不大，由明兴盛，至清而形成风气，正与戏剧的盛衰相反逆；

第三，随着程朱理学形成风气，乾嘉学派的考据笺注之学也兴起于一时，而这种学问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

；

第四，自雍正年间限禁伎乐之后，士夫中文采风流者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事音乐戏剧的权利，于是艺术就落到了“俗伶”

手里，趋于退化。

但艺术毕竟为“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

，“俗剧”

也就流行。

这是政治势力造成的戏剧与文学的分裂。

（参见1905年《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渊实《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一文后梁启超（署“饮冰”

）所写的跋。

）

这种分析，未尽准确，但在方法论上却体现了近代史学的思维方式，超越了20世纪初多数学者的水平。

在梁启超做这番分析的七年后，王国维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宋元戏曲考》，成为第一部中国戏剧史的专著。

王国维谙熟乾嘉学派的周密考订功夫，却不愿意“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而是高屋建瓴地把自上古至宋元的戏剧发展过程作了一次统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