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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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岑寂到中兴（第1页）

由于朱明王朝的思想钳制，艺术家的精神自由被严重剥夺，明代初期出现了时间不短的一个“文化黯淡期”

。

当时得势的一个文化怪胎，是所谓“台阁体”

。

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这些人，连任相位数十年，高坐权位而为文作诗，内容无非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表面“雍容典雅”

，实则萎弱不堪，陷入了文艺的末路。

企图纠正“台阁体”

的另一位宰相李东阳（1447—1516）也未能根本上脱去这种格调。

这些人都主宰天下文柄，无数学人翕然宗之。

时间一长，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满，例如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王廷相（1474—1544）这些人就主张从古代撷取博大的气势来疗救当日文坛，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口号，人称“前七子”

，以与后来活动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后七子”

相区别。

秦汉盛唐的文化气象当然令人仰慕，但那毕竟已是遥远的陈迹，靠着亦步亦趋的摹拟和追忆，当然无法从根本上进行疗救。

在这种情况下，戏剧，当然也很不景气。

在《琵琶记》和“荆、刘、拜、杀”

之后，传奇创作乏善可陈，出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黯淡岁月。

戏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于“台阁体”

的作品，邱濬（1421—1495）的《五伦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便是其中的典型。

《五伦记》全称《五伦全备忠孝记》，作者邱濬是当时显宦，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1454年中进士，后来拾级上升，直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这样的高位在剧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即便进士及第，在元代也极为罕见。

但在明代，以进士及第而做官的戏剧家却不少。

计有：王九思（弘治九年进士，吏部郎中）、康海（弘治十五年状元，翰林院修撰）、杨慎（正德六年状元，翰林院学士）、陈沂（嘉靖二年进士，吏部尚书）、李开先（嘉靖八年进士，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胡汝嘉（嘉靖八年进士，翰林院编修）、秦鸣雷（嘉靖二十三年状元，南京礼部尚书）、谢谠（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江苏泰衡县令）、汪道昆（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兵部左侍郎）、王世贞（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刑部尚书）、张四维（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顾大典（隆庆二年进士，福建提学副使）、沈璟（万历二年进士，光禄寺丞）、陈与郊（万历二年进士，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屠隆（万历五年进士，吏部主事）、龙膺（万历八年进士，南京太常寺卿）、郑之光（万历八年进士，南京工部郎中）、汤显祖（万历十一年进士，南京礼部主事，光禄寺丞）、谢廷谅（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南京刑部主事）、王衡（万历二十九年榜眼，翰林院编修）、施凤来（万历二十五年榜眼，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阮大铖（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吏科都给事中）、魏浣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参政），叶宪祖（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南京刑部郎中）、范文若（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南京兵部主事）、吴炳（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黄周星（崇祯十三年进士，户部主事）、来集之（崇祯十三年进士，兵部主事）。

明代剧坛的状态，必然与剧作家们的身份、气质有关，在这类名单上细加研究，会大大增加对戏剧社会学的兴趣的，故录而备考。

）在中国戏剧史上，《五伦记》一直是以令人讨厌的反面形象出现的，即便是明代，多数有识之士也已经受不住它的说教。

例如明代戏曲家徐复祚就说它“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

，（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

）可见厌恶之深了。

王世贞也说“《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

，口气比徐复祚婉和一点，但鄙弃之情不减。

《五伦记》的情节，让人觉得眼熟，只是它组接成了一个“全备”

。

例如，一个醉汉死了，曾经与他争吵过的伍家三兄弟成了嫌疑对象。

母亲到公堂作证，只说可让二儿子抵命，其实正是二儿子是母亲的唯一亲生。

接下来，当然是查明真相，感动官方。

三个儿子一起进京赶考。

大儿子高中状元后出于忠心，不断向皇帝进言，结果引起皇帝不悦，贬谪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