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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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治之梦（第1页）

从元杂剧开始，中国的戏剧演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座座民间法庭，通过艺术形象，审理着各种案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上真实法庭的严重残缺和普遍不公。

儒家学说一向主张以礼治代替法治，造成法制系统的脆薄；到了元代，汉人的法律权利更是被强蛮地剥夺。

《窦娥冤》里所说的“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

，确是实情。

就一般百姓而言，遇到一般冤情大多忍气吞声，遇到重大冤情也不会揭竿而起，只想通过“公堂鸣鼓、拦轿告状”

的方法来乞求公正。

如果连这样的乞求也全归无效，那就只能在戏台前求得心理安慰了。

在当时，也只有戏剧舞台上那些假定性的法庭，才能稍稍加固人们心头的正义。

在人头攒动的演出场所，这种心头的正义又变成为一种集体的心理体验。

于是，久而久之，倒是这种假设的法庭，对非法行为产生了舆论震慑，对被欺压的弱者构成了精神扶助。

舞台上的法庭，变成了人们心中的法庭，因而也就从假定性的存在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力量。

诗人袁枚（1716—1798）曾在《子不语》中讲了一个公案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可反映出舞台上的公正法庭的实际社会作用。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次，一个戏班子在广东三水县衙门前搭台演戏，这天演的剧目是包公戏《断乌盆》。

扮演包拯的演员刚在台上坐定，就看见台上跪着一个披着头发、带着伤痕的人在向自己伸冤。

这是戏的情节中所没有的，演包拯的演员疑是鬼魅作祟，惊慌失措地逃下台来。

台下观众不知怎么回事，全场哗然，吵闹声传到不远的县衙门里，县官派人查问究竟，扮演包拯的演员把情况作了如实说明。

县官得知后，就吩咐演员继续演出。

不久，那个伸冤者又出现了，县官就派人密切注视着他的动向，最后终于看到他消失在离县城数里外的一座坟墓里。

这座坟墓本来埋葬着王监生的母亲，但一经开挖，却发现了另一具尸体。

县官把王监生传来严讯，王监生说，当日葬母，送葬人数百，共观下土，根本未见另一具尸体，可让所有的送葬者作证。

县官问：“你母亲的棺材下土后，你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王监生说：“棺材一下土我们就回家了，封土事项，是交给一批土工去做的。”

县官想了一想，心中有了一点数，就把土工传来了，一看，这几个人状貌凶恶，县官就大声喝道：“你们杀人的事已经暴露，不用再隐瞒了！”

几个土工大吃一惊，就招认了杀人经过。

原来，那天王监生和送葬的人们回去之后，土工们正在封土，有一个背着包裹的单身客人来讨火，土工们即起歹念，抢了那人的包裹，然后用锄头把他打死，埋在王监生母亲的棺材之上，加土填之。

土工们还招认：他们在杀害那个过路人的时候曾恶狠狠地说：“要得伸冤，除非包龙图再世！”

于是，被杀害者的冤魂，就到舞台上来寻找包龙图了。

（袁枚：《子不语》（《新齐谐》）卷十一《冤鬼戏台告状》。

焦循曾在《剧说》中引用。

）

袁枚记下的这个故事，显然只是一种民间传说。

这个传说中的破案情节，甚是一般，而其中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则是戏剧舞台上的法庭的社会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