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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一个法国流亡者走访他的难友,要求大家帮助他出版一部类似巴尔扎克的《魔鬼喜剧》5的长篇巨著,其中既有诗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缀字法和独创一格的句法。
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罗伯斯庇尔,比若元帅6,还有上帝本人。
他带着这个请求,还走访了舍尔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执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吗?”
那位黑奴保卫者问。
“从1847年到现在。”
“从1847年到现在?那时您已来到这儿?”
“我是从布雷斯特来的,当时正服苦役呢。”
“这是什么事件?我完全不记得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非常有名呢。
当然,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
舍尔歇问,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是发动了一次对私有制度的抗议,是我自己发动的。”
“因此您……您被关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
只因为撬锁偷窃,便按破门盗窃罪给判了七年苦役!”
舍尔歇像贞洁的苏珊娜赶走不知自重的老头子一样8,用严厉的声音请这个自发的抗议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
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
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
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
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
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
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
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
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
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
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
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
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
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
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
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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