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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
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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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
到那里去!
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
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
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
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
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
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
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
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
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
我问他。
“放下的好,”
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
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
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
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
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
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
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
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
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
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
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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