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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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3页）

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

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

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

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

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

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

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

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

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

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

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

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

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

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

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

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

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

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

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

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

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

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

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

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

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