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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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需要的好奇，更没有探索究竟的一丝半点冲动；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即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她相约到公园照相馆拍结婚照，当时和我的同桌同学丘秀英邂逅，居然没有打招呼的勇气，只是擦肩而过而已；虽然早就知道陈少华是初一三班的同学，但我也是最近在前述的聚会上，第一次和不同班但同年段的陈少华同学正式打了招呼，时隔将近四十年才姗姗来迟的招呼，这种难于想象的滞后，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当年的心身发育是何等的自闭和压抑，这是一种近似病态的自闭和压抑。

考入双十（当时已经改名为八中）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一个是自己当年的考试成绩相当优秀，另外一个是家里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离家里很近，无需搭乘公共汽车上学；时任厦门一中校长的王毅林，解放前曾经担任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父亲和王毅林校长有过一段相处和共事的经历；和王毅林的相识是父亲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

王毅林事后获悉我已经被八中录取，还对我父亲有所抱怨，何以不让他就近照顾一下世侄，但如果当时因此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同时也告诉我，需要自己赚一点钱缴纳学费；那一年我的暑假是在旧居闷热的木板房里糊纸盒度过的，当小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同班同学的吴国琴带着班主任潘明贵家访时，我的双手沾满的是浆糊，一脸的尴尬情境至今还念念不忘。

初一年的学习并不如意，第一学期下来，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最后还需要补考才能过关。

萨珍老师让他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龚元利用业余时间对我进行辅导，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教务处长龚志溥是龚元的爸爸，适逢高考准备最紧张的时期，每次到萨珍老师家，总是会听到龚麟学长怒气冲冲的抱怨声，弟弟妹妹们的声音经常很吵，吵得让他心烦意乱；龚志溥老师和龚麟学长让我感到神秘和敬畏，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打招呼；但轻声细语的萨珍老师，让我经常可以感受到母亲加上老师的温馨，我很羡慕龚元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

1966年的夏天就要来到，匆匆忙忙的考试即将来临，第二学期开学之初，潘明贵老师在课堂上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登记表，要求我们如实填写家庭成员以及他们详细的政治履历情况，不得有任何的隐瞒；兴冲冲的我在把表格带回家之后，我并没有从祖父脸上那一丝忧郁神情看到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必须老实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仅不到十三岁的我，压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递交表格之后，班主任在班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一些同学没有如实交待和填写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的历史问题时，虽然没有将严厉的目光特别投到我的身上，但我当时似乎有一点忐忑，至今我并不知道这种忐忑是怎么走出来，或许是一种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获得验证。

1966年的6月，学校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校园沸腾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布学期考试取消，班上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心极了，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年级，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馅饼并没有吃到，但学校开始批斗老师了，大字报不仅贴满校园，也开始贴到班级里和走廊上，此时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学才吃惊的发现，彭一万老师是大右派，萨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多的老师被贴上大字报，许多老师的名字被打上猩红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许建立同学的父亲、卫生室黄则松老师、陈动同学的母亲、讲授历史的施淑敏老师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师长们……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萨珍老师在贴满大字报教室门前，被迫趴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类似狗儿进出的门洞里爬进教室，她的脸上看不到的惊吓和屈辱，我却在龚元同学的脸上看到了；在某一个上午，也在和平楼二楼的走廊上对陈动同学开起了批斗会，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是我的恩师陈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　黑七类”

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我没有资格投身红色风暴的漩涡，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那还是十四岁不到的年纪，至今我还深深记得父亲将他当时属于敌我矛盾行为的真实告诉我时，并为此而捶胸顿足失声饮泣的情景，我望着父亲充满负疚愧责的双眼，望着墙上挂着父亲在我尚未出生时，为了确保东山战役唯一的运输管道——漳州的江东桥，差点葬送生命而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功奖状，我大惑不解，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　万国租界”

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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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有话说（3）

工作中的杨锦麟（一）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链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井，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井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井看看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癫癫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井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井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　功课”

和“　作业”

；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分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　聊补无米之炊”

；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　黑七类”

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受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　近乡情怯”

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

虽然我时至今日做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有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　黑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