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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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

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

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

“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

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

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

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

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

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

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

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

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

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

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

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

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

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2）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

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

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

。

知青“寻饭”

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

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