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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妮娜·多瓦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家在斯特拉斯堡大街。
在这多雨的八月,巴黎城整个儿空了。
夜晚寂寂无声。
明天早晨七点半,路易丝每天早晨重新见到孩子们的时刻,高街那房子上的封条就会被揭掉,房子开始重新整修。
妮娜通知了预审法官、检察官、律师。
“是我,”
她说,“负责保姆案子的。”
没有人敢反驳她。
队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桩案件。
她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就在接到露丝·格林伯格的电话之后。
那个音乐教师在电话里叫:“是保姆,她杀了孩子们。”
那天,妮娜把车停在大楼前面。
救护车刚离开。
人们把小姑娘送往最近的医院。
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挤满了街道,他们都热衷于看到警笛啸叫、救援队员匆忙来去、警员脸色苍白的场景。
行人们装出在等些什么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面包店门口或是某幢大楼的门廊下打听消息。
有个男人伸长了胳膊,在拍大楼入口处。
妮娜·多瓦尔让他离开。
在楼梯上,队长与带着母亲离开的救援队员擦身而过。
嫌疑犯还在楼上,还在昏迷之中。
她的手上握着一把白色的陶瓷小刀。
“把她从后门弄出去。”
妮娜命令道。
她走进房子。
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
她看着技术部门的警员在他们巨大的、白色的组合工具前忙来忙去。
在浴室,她摘掉了手套,冲浴缸弯下腰。
她将手指放入浑浊而冰凉的水中,手指在水中划出一道道纹路,水流动了起来。
她无法将自己的手指拿出来,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一直到最深处。
她的胳膊一直往下,先是淹没了手肘,接着一直到肩。
这时一个调查员进来了,看见她蹲着,袖子全湿了。
调查员请她出去,他要做记录。
妮娜·多瓦尔在房子里踱了一会儿,将口述录音机贴在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