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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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一个是不能挨打，一个是不能挨饿。

他说得很直接，现在我觉得挨饿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不相信还有八千万。

中央说还有三千万没有脱贫，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这也是程度的问题。

但是仇富心态为什么这么重？这是一个心理平衡的问题，我们社会减压的机制太差，媒体推波助澜的原因也有。

关注弱势群体的节目，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

记者：凤凰如何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

刘长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定位为精英文化，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强调时尚性和青春性，实际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定位。

但是在以后不断改造和不断调整中间，使得我们的市场感觉越来越敏锐，通过对中国电视市场以及海外电视市场分析研究，我觉得我们要走另类的路线，就是要在市场定位方面瞄准三高人群，三高人群就应该用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

我们当时的办法是趋向于老少皆宜、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走的形式，在栏目上区分出来，既有《非常男女》的节目，完全走大众化路线，包括现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节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

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给弱势群体看，我们更希望给精英人士看，引起他们的关注。

因为精英人士中间有高层的官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这个取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落地情况导致的。

因为我们市场落地情况是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落地的空间大，在农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间小，所以我们的定位也由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

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们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肯定是以大众文化为先决条件。

最近李希光又讲了，什么叫新闻媒体？什么叫新闻？新闻媒体就是一个做新闻的商业机构，把商业化问题进一步定位。

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定位是双重性的，有两重性。

比如说凤凰卫视资讯台和中文台，我觉得资讯台走的是完全彻底的精英路线，而中文台则不是那么彻底。

刘长乐（3）

《时事辩论会》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形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它是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具象表现，尽管它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声音，但是它强调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强调不同，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媒体大部分是一个声音，而我们强调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时事辩论会的形式，让正反两个方面来辩论，而《时事辩论会》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直播的，因此我们又把《时事辩论会》和观众互动的部分变成网上直播，从网上直接进入，在网上可以聚集起一大批网民，他们这些人能够参与其中，代表更多人的声音。

《时事辩论会》本身也是在中国现有的新闻环境、新闻语境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边缘和中国新闻语境的边缘起码是吻合的，当时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节目怎么办；办不办？后来这个节目出来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个节目站住了，尽管受众空间不是很大，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是这个节目是成功的，这个节目一眼就被日本　NHK　看中了，NHK　买的凤凰整体的栏目，就只有《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

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田原总一郎提出来能不能跟我们辩论，这也是一个突破，《破局之辩——中日辩论会》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很重的一笔，因为在中日官方、民间、学者间完全没有对话机制的情况下，首次用电视做载体进行公开辩论的就是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

《中日辩论会》在中国和日本都播了，在日本播了以后反应非常强烈，据说小泉本人也看了，对他有很大的冲击。

中日关系的辩论在空中架起一个桥梁，什么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对话，这个《时事辩论会》演变或者延伸出来产生《中日辩论会》。

我当时就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现在看来也确实是如此。

对于公共的话语空间或者公共的话语平台这一点，凤凰试图营造或者已经营造了，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几乎所有节目都利用凤凰网或者网上对话，给公众提供对话的平台，甚至包括娱乐节目都是一样，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参与，我们极端重视和公众互动，我们极端重视公众对我们节目的反馈，为公众服务是我们坚持的，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凤凰有的节目，没有广告我们也要办

记者：凤凰考量节目优劣的尺度是广告收入吗？

刘长乐：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节目都到了不能办的地步，因为没有广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办它？这是和我们的几个追求都相关的。

这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有基本广告收入，能够维持生计，客观条件在这儿放着才行。

第二个，即便没有很好的广告收入，对整体品牌的营造，或者对凤凰整体形象树立都起到添分的作用才行，起码是这样一些条件，比如现在的《口述历史》，凤凰台北公司的三个节目《李敖有话说》、《新闻骇客赵少康》、《解码陈文茜》都没有广告，我们分析投资人的心态，他们不敢。

李敖的节目非常好，谁都愿意看，但是没有人愿意投广告，大家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