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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伯纳德对她的需求倒把握得很准。
“也许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历,”
她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怪。”
她告诉过伯纳德——不过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过——红军士兵本打算强奸她,但卡拉替她遭了那份罪。
德国女人即便在私下之间也很少提到那个年代的事情。
但丽贝卡永远忘不了卡拉高昂着头上楼,后面跟着几个哈巴狗似的苏联士兵的场面。
十三岁的丽贝卡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并为这种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如释重负流了泪。
伯纳德敏锐地问:“你为自己逃脱让卡拉遭罪感到内疚吗?”
“是的,这会很奇怪吗?”
她说,“我是个孩子,还是个受害者,我却觉得做了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这并不少见,”
伯纳德说,“经历过战争的人常因为别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而感到有罪。”
伯纳德的前额上有个希洛高地战役留下的伤疤。
“卡拉和沃纳收养我以后,我的感觉才好上些,”
丽贝卡说,“这让卡拉替我受罪的事看上去顺理成章了。
父母不是常为儿女在作出牺牲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非常痛苦,或许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成了卡拉的女儿以后我却开始觉得她的那些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的,人常常会这么想。”
“你真的不介意我和其他男人上床吗?”
“是的,不怎么介意。”
“但这是为何呢?”
“因为情况反过来会更糟。
如果不和他上床的话,你在内心里就会觉得因为我的缘故而失去了些什么,你为我作出了牺牲。
我情愿你继续进行尝试。
你用不着跟我说你们怎么怎么样——只要回家时说你爱我就行。”
“我还是不明白。”
这一夜,丽贝卡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晚上,在汉堡的议会会议厅,一幢新文艺复兴风格、有着绿色屋顶的巨大建筑里,丽贝卡坐在希望当她情人的克劳斯·克劳恩身边。
她是市议会的一员。
他们正在讨论拆除一处贫民窟,改造成商业中心。
但这时丽贝卡的脑子里只有克劳斯。
丽贝卡知道,结束后克劳斯会请她去酒吧喝酒。
这是他们第三次一起去酒吧。
第一次喝酒之后两人吻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