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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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第2页）

审査工作则交给我做，由于我是公认的“极端主义分子”

。

只有一次，《时代》文学副刊发生了整篇文章被全盘否定的事，而且正是我写的一篇丰富多彩的《30年代的生活画卷》。

4月中旬，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我跟他在1984年春天就聊过一次天。

这次，我直接把他带到了栗树咖啡馆的台球室，《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老巢就设在那儿，我请他喝了一杯胜利牌琴酒，刨根问底儿地让他详细描述革命前的伦敦的日常生活。

老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他讲他为了举行婚礼而从道具出租店借了一顶礼帽，讲他在夏夜喝啤酒，讲他跟同事一起遛狗。

我从他嘴里得知，当时在这条街上随时可以买到橘子和香蕉，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舞厅和街头娱乐。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但这篇文章相当不错。

即便如此，编辑部还是反对发表，特别是裘莉亚惊讶不已地表示抗议。

“这篇文章的实质是说，”

她情绪激动地解释说，“30年代再灰暗的一天，也要比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色彩丰富!”

赛麦附和道，她说得没错，所以不能把这篇文章拿去送审。

维特斯认为，至少要让老人说几句关于剥削和压迫的话，否则这篇文章显得完全失实。

派逊斯沉默不语，只是出于紧张一个劲儿地咳嗽。

最后，我自己放弃了发表。

裘莉亚并不是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不过直到4月底，她始终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

每次开会她都出席，尽管新工作消耗了她越来越多的精力:她跟胜利剧院的剧团一起为公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做准备。

她在《时代》文学副刊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策划抵制电视体操。

她成功说服了一位智力有限的真部官员铁洛逊。

[1]这里并非指一般性文盲，而是指国家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通过电视通知民众，逐渐让他们丧失了阅读能力，就像摒弃过时的技术一样。

如果有谁，如果有人，如果恰恰有老百姓想要阅读，那么想读的也必是色情、喜剧类的文字。

即使词汇贫乏，语言粗糙，也不会觉得有所谓。

——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