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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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全面夺权”

的冲击首先直逼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

的地位。

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

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周恩来提出了“碰头会”

的办法。

他于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这样，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

（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室里，长方形会议桌中间坐着周恩来总理，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两军对峙，阵垒分明。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

，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触到了三个“痛点”

：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