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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第1页）

拙作《执着为新文化运动辩护》在《随笔》（2002年第5期）发表后，有累谢先生法眼并不吝赐教（《不明史实乱说一通》，《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25日），感谢之余仅就基本史实敬向先生请益。

两个不同的问题

谢先生对拙作的责难可以归结到一点：没有肯定通过国民革命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特别是统一全国的功勋。

窃以为这个指责表明谢先生没有弄清拙作的意思。

读过拙作的朋友都应知道，这是一篇诉说人生和学术追求的文章，没有提出更没有回答全面评价20世纪中国任何政权的问题。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20世纪写的是什么？70年战争和动乱，30年改革。

世纪初的改革，揭开了制度转型的第一页。

三次打击扭曲和中断了这一进程。

第一次是清帝国拒绝加快民主进程……

第二次是统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龙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开启了军人干政，拥兵自重，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过程。

第三次更惨，“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被毛泽东概括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

从而确立了独裁专制统治；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

显然这里评价三次打击，是紧紧围绕“制度转型”

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

谢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国民党政权在“制度转型”

上的建树赐教，证明它如何尊重和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或者证明它极端爱好和平，与1922年的内外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

谢先生回避了这些，大谈统一的功劳（即使谈统一也谈得难以令人信服），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

在后学看来，这不过是智者千虑，偶有一失。

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黄仁宇先生的史书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论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

谢先生已经说明，他的论述的重要依据就是来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

，有些地方能发人深省，但运用于20世纪中国已有流于为现状辩护之嫌。

在他笔下，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所作所为包括乱杀无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谅解的。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

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45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的高层或低层都没有面临彻底改革的任务，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远。

不加分析接受这样的结论，“以史为鉴”

的史学反思功能就要丧失殆尽。

“史实”

备忘之一：“北伐总司令”

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