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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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

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

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

，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

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

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

，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

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

，与日本主持“和平”

交涉。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

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

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

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

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

这样较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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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

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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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

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180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

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

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

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

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

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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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