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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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3页）

我相信小说家历来有不同的信仰：一派信仰小说的禁忌，这些禁忌的多寡和微妙，他们深会于心，运用自如，在最灰暗的年代赢得小说家的崇高声誉；还有一派信仰小说的无禁忌。

如果有的话，小说唯一的禁忌是重复。

不知是卡尔维诺还是略萨说过，有一部书，它还从来没有被人写过，那就是我要写的小说。

王小波就是属于这后一派的，他是憋着一股恶意要冒犯禁忌。

你在他那些涉及不雅部位的恣意想象中处处可以感到这种对于传统和禁忌的恶作剧。

在突破了那些禁忌之后得到了什么呢？我想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异世界，是一个充满幻想色彩、从一个奇情异想的国度与现实对接的世界，是我们从未登陆的趣味世界。

王小波设想，红线和薛嵩是一对情人，他们将生活在大唐时代的湘西和长安、有刺客要来暗杀他或她，还有一个小妓女和一个老妓女。

好了，他就用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和一个故事模子开始铺排，发展出各种可能性，这是他对自己的挑战，他将在故事的情节、人物、结构、语言等各个方面挑战自己的想象力，建造一个大迷宫，一个诱引我们的语言迷宫。

如果我们是巴比伦的国王，如果我们是那种不可救药的趣味主义者，这正是我们会为之发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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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趣味主义者，我为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着迷，比方薛嵩，这个家伙既傻乎乎，又绝顶聪明；既满脑子建功立业，又多情好色，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可爱又可恨。

红线也是一样，刁蛮、野性，时而一往情深，时而诡异莫测。

他们作为人物的魅力在于，随着身份和位置的变化，他们的性格根本是不确定的，生生死死都在情节不同的组合聚散中呈现不同的可能性。

王小波想象了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你没法固定自己的感情态度，这是阅读的一种乐趣，一种因意料不到的变化带来的乐趣。

王小波把薛嵩进山、薛嵩抢婚、刺客来犯、高塔救人、长安奇情等故事场景写了一篇又一篇，那些在某些经典作品中仅仅是故事结局的东西（如在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这个作品中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方法。

他建构，而后他拆解，拆开来再换一种方式重新建构；他不厌其烦地追索和设想，还有哪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穷尽呢？通过这种写作或者说阅读的演示，通过这种竭尽繁复的叙述方式本身，他如此张扬地书写了小说的权利，小说的特权。

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何其荒诞，它是作为历史研究所学者—失忆小说家的遭遇，唯有在想象的领域，他有不可思议、无法被剥夺的自由，他有权利把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境，转化为黑色幽默和反讽的论域。

在这里，他享有人的真实内心，享有叛逆权威的激｜情，享有千古诗意。

穷尽想象艾晓明（2）

王小波也以他对陈腔滥调的痛恨重寻语言之美，我尤其喜欢第八章关于千年之前的长安的梦想，那是关于精致的建筑、关于雪和冷冽的香气、关于黑和白的色彩的比喻构筑的语言的空中花园，这些游移的梦境又和美好的性、爱情的哲思融合，浮动于荒诞的写实片断里。

美，令人伤怀，因为这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当故事结束之际，我们不得不告别；有如小说中的小说家一样，回到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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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1）

在北京八宝山向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先生告别的悼念仪式上，遇到导演张元，听他说，5月份，由王小波和他编剧由他导演的影片《东宫·西宫》，要在香港出影碟了。

这个片子曾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是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编剧奖。

我们在国内暂时还看不到片子，但我从银河那儿看到编剧王小波的手稿，小说形式的手稿，题为《似水柔情》。

故事是这样，在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小警察来上班，他收到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

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在窥测他的表情，在他们看来，小警察很动情，很肉麻。

而小警察这时就跑到外面去（写书的人——阿兰在更遥远的地方，编剧说他在香港），在他的回忆中，那个晚上重现了一遍。

那个晚上开始是这样的，这个公园是个同性恋聚集的场所，容貌出众、整洁干净的小警察小史不知道他是公园里的大众情人。

而他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做伴。

作伴就是消遣对方的意思。

这一天，他碰巧逮住的是阿兰。

这件事是一个偶然，但事情发展下去，这个晚上却很不寻常了。

我们都知道，警察在社会上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和规范，而在中国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是被当做社会丑恶现象的。

我记得70年代末，我在一个煤矿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在机关的墙上看到大标语：打倒流氓鸡奸犯！